治理产能过剩问题是本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要议题，也是过去多少年来困扰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的症结之一。在2016年中，以及在未来5-10年，要保持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稳步提升，必须克服这一顽疾。

我国经济当中的产能过剩体现在一些关系国民经济基础的重点行业当中，也发生在一些新兴的产业中，前者如传统的钢铁制造、水泥、平板玻璃和电解铝的生产，等等；后者包括光伏太阳能和风电，等等。我国产业当中的产能过剩现象的另一个特征是其表现更为严重，按照美国的标准，一个产业的产能利用率低于80%往往就被认为是产能过剩的，而在我国钢铁行业，根据工信部原材料司发布的《2013年钢铁工业经济运行情况》的数据，我国钢铁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仅为72%，而平板玻璃、水泥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更是要低于70%。

我国经济中的产能过剩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往往与多种因素相伴而生。产能过剩不是中国特有的经济现象，可以说与市场经济是并生的。在美国，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企业和市场自身的因素，可能是企业所有者和企业经理层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导致的激励和约束不相容，管理层为了自身的利益有着扩大投资和产能的冲动。在中国，按照林毅夫的理论，产能过剩可能是在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产业当中不断地会产生新的投资机会，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各类企业为了争夺这一有限地获利机会而一拥而上，过剩的产能在短时间内急剧膨胀，超过市场需求的能力，而随着新投资机会的出现，资金和资本又涌向下一个投资目标，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产能过剩的“潮涌”现象。产能过剩可能是周期性的，因为经济周期或者经济危机的下降阶段及谷底阶段，市场需求往往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市场需求与生产能力之间的不匹配自然导致了产能的过剩。不管出自以上哪一种原因，产能过剩都会表现出暂时性和周期性的特征，这与我国产能过剩的长期性、持续性和严重性特征不相匹配。

所以，不能忽略我国产能过剩现象背后至关重要的制度性因素。现有国内学者的研究大都指出，相对于国外那种伴随着经济周期产生的，或者由于委托-代理问题而导致的产能过剩，我国的产能过剩更多体现为地方政府发展冲动驱使下的累积效应。不管是GDP增长的动因，还是财政收入增长的压力，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地方政府官员都会采用不同的政策组合，来维持所管辖地区的经济能够得以持续增长，可能在经济增速下滑的阶段这种倾向更为明显。

因此，中央把治理产能过剩作为调整经济和产业结构，实现2016年和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工作，在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背景下，重要的可能还是如何彻底纠正地方政府在其中发挥的负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