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产品和服务领域的质量规制一样，政府的管制也是质量治理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政府管制是否必要，我国当下的政府管制是否过度，以及政府管制本身的质量如何，这些问题都需要加以深入研究。

信息经济学认为，政府管制的产生是源于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导致的市场失灵。由于信息不对称、公共产品、外部性等问题的存在，消费者不能完全观察到产品质量等信息，市场价格也难以反映这些维度的信息，由价格主导的资源配置可能会导致市场失灵(Spencer，1975)。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也认为，市场中的企业无法解决基础设施、金融、法制等影响交易费用的企业外部环境的改善，政府有必要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中发挥“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的作用，帮助企业克服外部性问题，提高这些无数微渺的个体、企业成功的概率，进而促进产业升级与经济技术的发展。有观点甚至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很大程度源于过去三十年西方技术向中国的扩散，而在这个过程中，“不透明的公共政策制订过程，非公开的利益博弈，信息流通的控制，能够人为压低土地、劳动力要素价格，不透明的法治，这些因素，构成了中国模式更强大的‘因势利导’能力。”

而以斯蒂格勒、弗里德曼等学者为代表的管制俘虏理论认为，政府的管制行为的存在，是被管制行业为获得其垄断地位并为维护被管制行业的垄断地位而争取来的。如斯蒂格勒所说，“管制通常是产业自己争取来的，管制的设计和实施主要是为受管制产业的利益服务的。有些管制的确给受管制产业带来了很多麻烦……但是，这类管制是例外情况……”“不要相信管制是为了消费者和工人的利益，管制是在被管制产业中限制进入来阻止竞争，以提高某些制造商的收益，消费者或工人的任何得益都不过是偶然的。”

事实证明，不论是市场失灵理论还是管制俘虏理论，都没有稳固政府管制在经济中的地位。政府究竟应该放手还是应该抓手经常会发生改变，即使在同一行业，不同经济时期的政策实践也会不断摇摆。正如日本住友三井银行(Sumitomo Mitsui Banking Corporation)行长兼首席执行官奥正之所说，“在我做银行家的40余年时间里，经历过多种形式的金融危机。政府针对我们行业的政策就像钟摆一样，在管制与放宽管制之间摆来摆去。”

显然，政策的不稳定性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风险之一。而政府该不该管以及其应该在何种程度上加以管制，或许这并不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命题。

一方面，在互联网+的“共享经济”时代，“声誉机制”和“显示机制”能够完美地解决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使得信息经济学所认为政府管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市场失灵正在逐步消失。另一方面，盲目照搬西方理论也会在政策执行中出现偏差。如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于欠发达地区是具有生产性的长期投资，而对于基础设施饱和的发达地区则不太一样。而这类财政是否仍能发挥“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效果，这取决于公共投资的社会边际收益率是否高于社会边际成本。

另一个现象或许暴露出了政府部门对公共政策质量的隐忧。近日，为期一个月的网络约租车新规征求意见结束，尽管经历了几乎一边倒的争论，新规依然要求变更车辆营运性质、八年报废制度、司机与平台签订劳动合同等“一刀切”的规定。据媒体报道，在过去的20天里，国务院高层已经连续数次批示交通部，要求从百姓利益，而非政府利益出发考虑问题。有专家预测，这一规定与高层支持创新与“互联网+”、“分享经济”的精神背道而驰，约租车新规将很可能会推迟出台。

在政府管制的天平上，“十三五”时期将要实施的多项改革或许已经给了我们答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从2018年起，正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价格改革方面，“十三五”中期，竞争性领域和环节价格基本放开；财税改革方面，以税改为突破口；金融改革方面，全速前进支持人民币国际化……

林毅夫先生所提出的“有为政府”应该不仅包括伸手拯救市场失灵，还包括政府下决心把不该管的手缩回来，将自己“瘦身”，而后者或许更难。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深入推进简政放权，狠抓政策落地，政府需要“精耕细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