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自2012年以来的下行趋势，进入2016年似乎也没有看到底部，看来还将长期呈现L型的走势。在中国的国民收入进入中等水平阶段时，“陷阱”似乎正在向我们走来：包括GDP进入6%的区间、新增劳动力负增长，这就意味着潜在增长率正在滑向6%的下方；劳动力以工资增速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速近五成的幅度，宣告低劳动力成本的传统经济增长动能完全结束；进出口的负增长、30%的过剩产能和居高不下的房地产库存，都意味着投资、进出口和消费的三驾马车正在失去前行的动力。

更让人不安的是，宏观经济下行的趋势似乎正在失去控制，传统动能正在消失，而培育新的动能则还在探索之中。

好在宏观政策找对了病症，那就是供给侧有问题，说得再直白一点，也就是微观的企业有问题。这里不得不自我表扬一下，质量院在四五年前的研究就已经证明，中国宏观经济的问题出在微观上，微观的产品质量上不去，宏观经济增长质量不可能好转。因而去年年底，我们获得了第二个社科重大项目——《宏观经济整体和微观产品服务的质量“双提高”机制研究》。这个课题就是从供给侧来研究如何提高质量，从而促进宏观的经济发展质量。

关于供给侧的问题有很多，但最根本的问题在哪里呢？

这还是要从我们去年在广东开展的580多家企业调查说起，因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我们团队走遍的这些企业中，的确很多都非常困难，数据统计也证明了这一点。企业的利润在下滑，退出的企业超过两位数，还有很多即使存在，但也只能称为“僵尸企业”。然而，同样的宏观经济环境下，另外一些企业的效益却非常好，而且这些企业就是传统产业，包括电子、服装等。

在同样的环境和行业中，企业效益却出现如此大的分化，这就让我们觉得很有意思了。因而，这半年来，我和我的同事们，包括几十个研究生，就在做一件事情，那就是解释这一现象的原因。

经过半年的努力，我们终于找到了最根本的原因，并且将这个研究成果形成了近40篇的系列研究论文，2016年第1期的《武汉大学学报》，就以专栏的方式刊载了其中的3篇论文。其他的论文，也将陆续在国内知名的学术刊物上推出。

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答案就是：企业家精神的不适应。

改革开放初期，一群社会的草根人群开始了中国市场经济的进程，这群人大多数都看到了当时计划经济制度的不合理，于是在传统制度之外进行市场制度的创新，从而获得了制度的红利。经济学家将这些企业家，称之为“制度企业家”，也就是主要通过制度的创新来获得发展。应该说，这个解释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但是，正如刚刚逝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诺斯所言，制度具有“路径依赖”效应，也就是说，初始的选择会对未来的发展形成锁定。这群企业家们初始的选择是制度创新，那么其随后的企业行为当然也就会继续依循这条路径。

的确，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计划经济制度太不合理，只要稍微做一些边际上的改进，就能实现企业利润的增长。在那个时代，企业家们只要不断地去推动政府进行制度的放松，就可以获得新的利润空间，这个时候的政企合作，应该说总体上是进步的，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共同合作不断抛弃原有的制度，使得中国经济越来越走向市场化。

然而，随着中国改革的不断推进，市场经济制度已经从总体上替代了计划经济制度，也就是说，制度改革在边际上的红利是下降的（这里说的不是那些大的制度改革，如要素市场等）。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家如果还是希望仅通过与政府官员的合作来取得企业利润的增长，实在是非常非常困难。因为，在政府手上，尤其是在基层政府官员手上，已经没有多少制度改革的牌可打了，了不起也就是执照办得快一点、审批再提速一点，而这些显然都只是行政效率范畴，已经不是制度改革的问题。企业家要指望这些东西获得利润，显然是不靠谱的。

但是，我们调查的情况是怎样的呢？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尤其是上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企业家，还依然把解决目前企业自身的经济困难，寄托在政府身上，要么是希望政府进一步搞刺激，要么就是希望政府多搞一些政策协调或补贴。在我访谈的一部分企业当中，有些企业家谈起自身企业的经营时无精打采，而谈起与“某某长”的关系时却眉飞色舞，甚至指望某某领导给一些政策，来让他们的企业度过难关。

调查的越多，数据分析的越深入，越让人感到不寒而栗。这种恐惧就是来自于一个简单的问题，企业的经营好坏到底是由谁决定？其实，经济学的研究已经充分证明，企业家精神作为一种“创造性破坏”力量，是长期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无论是创业也好，还是创新也好，以及资源配置也好，都取决于企业家这种最特殊的、也是最高级的人力资本。

具体而言，企业家精神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企业家通过包括技术在内的全面创新，寻找新的商业机会；第二，企业家通过资源配置，提高投入产出的效率；第三，企业家通过治理的改革，降低商业的不确定性；第四，企业家通过对员工的福利激励，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企业家就是以这种独特的企业家精神，成为经济发展持续不断的根本动力。

从我们的调查结果来看，目前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家都缺乏这样的企业家精神，有的长期靠模仿过日子，生产的产品更新周期漫长无比；有的只会依靠低价格的劳动力生存，对企业要素资源的配置就是简单的作坊式；有的只是一味埋怨政府不给力，却不去发现和开拓新的市场空间；有的不知道实现劳动力向人力资本的转型，根本搞不清楚高成本的人力资本实际上对企业的效益具有更大贡献。大家如果想详细理解这一分析的科学结果，可以在我们网站的“发表论文”栏目中查看《新常态下企业经营绩效的下降：基于企业家精神的解释——来自2015年广东制造业企业-员工匹配调查的经验证据》的学术论文。

因而，中国经济的下滑，实际上是企业家精神下滑而导致的，这其中在我国企业家中占主导地位的50、60年代企业家，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非常显著，两者之间的周期完全是吻合的。

企业家精神的下滑，尤其是企业家精神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才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隐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