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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春蕤:山寨中国


发布人:    审批人:    点击数:0    发布时间:2014-05-22



我所理解的“中国道路的独特性”,绝非自绝于世界,而是要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贡献中国的经验(不管是成功的或失败的)于世界。


――赵刚


在一个以山寨为主题的会议里,是没办法不正面面对山寨议题的核心的,也就是――中国这个经济体的崛起。今天早上我想用“山寨中国”为题,一方面说说中国的“山寨”作为一个特殊的生产模式和文化现象;另方面也用“山寨”作为中国的隐喻,来说说“山寨中国”在当今全球化进程中的意义以及可能的期许。
首先,有些语词或概念在特定的时空脉络中,会因为媒体的传播和强力聚焦而突然抓住公众的想象,使得许许多多人都感觉它呼应了自己模模糊糊的感受和冲动,这个语词也可能被不同的个人无限延展使用,去涵盖不同时空、不同脉络、不同意义的指涉,也因而提供了契机让民粹的情感角力在这个意义震荡膨胀的过程中趁势形成某种主导的权力布局。在台湾,前几年的“性骚扰”到最近的“霸凌”,都看到类似的语词意义膨胀而民粹化的趋势,最后则被导向强化管理,反而壮大了保守氛围。
在中国,“山寨”可以说是一个类似的野火燎原的语词。2008年“山寨”成为中国大陆最火的语词,不但反映、同时也引发更多创意模仿的现象,而且还被倒回头去用来涵盖过去现在各式各样带有“假冒”“模仿”“黑心”“盗版”意味的事物。这种意义的快速膨胀当然显示了民间某些情感的充沛和动荡,更接合了已经存在的各种经济生产的矛盾张力,但是它同时也模糊了“山寨”冒尖时所从出的特殊脉络和意义,而这个特殊的结构位置和它爆发出来的能量,正是山寨之所以能够点燃并扣接公众想象的主要原因,这也是我想聚焦的“山寨”。
大众对于山寨的认知就是仿冒,就是廉价而拙劣的假货,然而各种各样的仿冒假货存在已久,从来没有像2008年的“山寨”那样引发大众的高度兴趣和想象,瞬间点燃创意模仿的山寨化热潮,连许多原来只是劣质模仿的假货都沾上新的意义和趣味。如果只从“真-假”的绝对二分轴在线思考山寨,就根本看不见山寨的历史脉络和意义,因为山寨和其他仿冒天差地远之所在,也正是当代资本主义效率生产模式高度分工之所在,是正厂和山寨之间界限模糊之所在,更是创造中国山寨奇迹的物质基础之所在。
有关这个新的分工结构如何促使山寨生产模式成形,我想讲两个最突出但是也紧密相连的点。第一点是新的制造模式。从1960年代现代化的生产线分工体制出现开始,制造业的生产过程一直是把所有工人集结在工厂里,按照一个高度合理化的组装过程安排他们的位置,然后照着固定的产品设计,让工人将大量零件按照先后次序在配装在线把产品组装出来。在这种生产模式里,劳动力、知识技术、资本和生产工具都集中在主导的企业手里。但是今日信息科技工业的发展把这个制造过程打散了。精密仪器一开始就把电子零件和电路结合成为自成体系、各有功能、而且已经配备标准化界面的模块,例如手机的电力模块、液晶模块、镜头模块、蓝芽模块、音响模块等等。只要把具有系统整合功能的芯片和不同功率不同功能的模块组装起来,就可以产出不同功率性能的产品,就像很多人都有能力组装个人计算机一样。这种弹性组装的生产模式大大的降低了技术的门坎,使得生产过程可以外包到提供良好规训劳动力的后发国家或地区以获取工资价差的暴利,这也是消费电子大厂纷纷在中国设厂的主要原因。弹性生产过程能够配合快速变化的个人消费性电子产品市场需求,在这个越来越个性化的年代里促成汰旧换新的消费欲望,使得手机、相机都从通讯或记录的工具变身成为流行和时尚的标记,也造成更大的商机。
新的制造模式显然还是需要精密仪器和核心芯片这两个技术和资本高度密集的产品来作为支撑,在这里,第二点,新的国际分工提供了这个条件。在经济动荡、制造业利润下降的年代,大型跨国企业极力思考如何调整布局以保障稳定而丰厚的利润,因此极力开发核心长销的科技,以各种策略结盟投入专事创造整合芯片的设计生产。台湾的联发科就是IC设计方面的领导厂商,专门设计与销售应用半导体芯片的硬件装置,透过芯片整合系统解决方案,把音乐、摄影、录像、游戏还有其他功能都集结在同一支手机里。另外,台湾的精密仪器厂商也在这个国际分工布局中得到机会获利,在专利许可与知识产权上大有斩获。台海两岸在技术和制造上的结构性接合,正是山寨奇迹的重要条件。
新的制造模式和国际分工建立起新的生产结构条件,仅深圳一地就有三万家厂商提供从设计到外包到组装到生产到测试到包装到分销到售后服务等等整个装配生产过程所需。重要的是,提供跨国公司各种模块和零件的制造公司,也正是山寨机的模块零件来源。大陆有一位政府的检测师就曾经说,山寨机的生产过程几乎和正厂生产一样的合法,只是少了最后的几个环节,也就是测试、发照、挂牌等等需要花更多成本但是可以因而大幅提高售价的环节。说穿了,保证正厂产品与山寨产品绝对有别的,倒不一定是什么特殊功能或质量水平,而是国家或跨国公司的权威认证。
模块生产方式和国际分工松散化了制造过程和跨国企业对这个过程的垄断,有效的模糊了正厂和山寨的界限。接下来我想指出资本主义商品逻辑本身如何激发了山寨产品的独特风格和强大竞争力。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坚持最大的利润和市场占有,因此总是透过市场民调找寻最大公约数的需求和品味,很少顾及座落在具体差异场域里的其他可能消费者。再加上利润的考虑,在功能和应用上多半只是选择性的采用,在设计上也趋向保守,很少愿意尝试主流以外的考虑。山寨设计师则以小搏大,知道自己资源有限,不寄望占有大幅市场,又没有库存的压力,因此积极超越主流市场,挖掘新的主体欲望和需要,创造新的消费者。而且不必因为考虑长销的利润而自我设限,所以总是把越多越强的功率放入山寨机内,以便在正厂名牌的形象魔力之外另辟蹊径,吸引消费者。在功能上,双卡、三卡、超长待机、轰天雷音响,附带电击棒、电视、甚至投影机,或是在外观设计上从回教主题到奥运吉祥物到欧巴马当选,透过资本主义模块生产的技术革命,山寨机快速的抓住通俗文化或时事议题,关注主流目标人口群之外的可能消费需求,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内爆资本主义的利润逻辑。
就创意而言,山寨的创意不再集中于产品内在功能配置的理性化逻辑,而是产品设计对于消费者的欲望和需求的高度配合和开发,这也解释了有些山寨产品令人瞠目结舌的天马行空和独特怪异。我们的惊讶反映了我们自身的消费习惯颇为消极被动,也显示我们对其他消费者(例如中国农民)日常生存情境里的需求无知无感;我们的惊喜则来自于发现资本主义利润逻辑、理性化逻辑的局限竟然可以这样被突破时的解放感。这正是山寨生产方式特殊之处,也为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分工体系中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的特殊位置开辟出一条崭新而有力的路径。
当然,山寨概念的生产力并不止于消费电子产品的生产,同一时期浮现而至今未歇的大量山寨文化现象也令人印象深刻,有关山寨的各方激烈辩论更是火力全开。我想我不必在此覆诵各种山寨春晚、山寨刘德华、山寨周杰伦、山寨天安门、山寨奥运鸟巢等等,我倒是想说一说催动山寨想象、激化山寨争议的文化力道,因为我觉得这对我们理解中国和山寨之间的模拟十分重要。首先我想指出,历史上,山寨纠结了复杂矛盾的情绪和想象,14世纪小说《水浒传》对梁山一百单八好汉的描写,构成了山寨的主要印象和情绪:一方面是在野扰朝的不法之徒,另方面却是英雄主义的兄弟之情;既有对抗强权的草莽气息,也有亡命流寇的自卑和气短。也难怪许多人对2008年“山寨”成为中国特有的创新式仿冒生产模式的象征耿耿于怀:山寨被批评是低廉的仿冒,是搅扰市场的不道德行为,阻碍了中国本身的创意发展,更会伤害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形象;然而这个草根的生产方式也使得中国创造了可以超越先进国家的独特竞争力,山寨手机赢得了整个第三世界市场,成为真正的“全球”品牌,为一百年来中国人被列强欺凌的挫折讨回了公道。当然在此同时,山寨生产模式到底是颠覆资本主义还是顺从资本主义的问题,也为山寨争议升温。
山寨精神所可能勾动的情绪当然并不只在经济层次上,对于个别小民而言,山寨精神也有其重要的政治吸引力。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对于山寨的叛逆英雄主义、对于平民大众在紧要关头揭竿起义对抗国家或外敌的压力,有着一定程度的理解和欣赏。这其中所包含的对现有政权的不满、希望另立山头的壮志,在中国经济改革快速发展的动荡时期里自然会引发一些震荡效应。毕竟,如果现在经济打开了越来越多自由自主的空间,那么人们也会越来越不情愿顺从体制对自己的操弄。一个山头出现,也会有越来越多其他山头出现,各种肯定自我的骚动都会逐渐趋向挑战原本高度集中管理的状态,这正是山寨概念的象征意义和吸引力所在。近年来各种挑逗主流象征符号的山寨文化生产,多多少少都在操练对体制霸权的挑战。

以上我尝试指出,山寨就是中国,山寨这个全球化资本主义分工体系中后进国家的特有生产模式,不但标出了中国在这个体系中的特殊位置,也显示它对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和利润逻辑的灵活利用以及可能突破。山寨是理解中国崛起的重要关键。但是我还要同时说,中国就是山寨,不但因为中国共产党本身有着很长的从井冈山开始打游击的草莽历史和性格,更因为中国长久以来就是一个拥抱第三世界而常常被西方霸权视为不法不驯的国家。我用“山寨中国”为题,是希望中国不要在崛起壮大的过程中变成那种自许尊贵可敬、过度文明化的西方大国的样子。中国当然是大国,但是它可以不做西方现代化进程的那种大国。我期待中国保持第三世界的观点和立场,做个拒绝被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化收编招降的“山寨”大国。

【来源: 《文化研究》第十二期(2011年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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