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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时磊:暴力恐怖事件与民族政策质量重估


发布人:    审批人:    点击数:0    发布时间:2014-06-04


就在5月22日,新疆乌鲁木齐文化宫早市又发生了一起暴力袭击恐怖事件,造成39人死亡。自从2009年“7.5”事件爆发以后,新疆原本清新的空气变得异常紧张,或大或小的暴力事件偶有发生,就在习总书记视察新疆之际,乌鲁木齐火车南站出站口还发生了持刀砍杀群众的恶性事件,发动者政治意图不言而喻。综而观之,新疆暴力事件呈现出了一些列典型特征:一是暴力组织的团伙化、家族化,一个几人的小团伙、一个受到蛊惑的家族随时发出攻击;二是犯罪地点和作案时间选择的随意性,无论是人口密集的车站、集市,还是人烟相对稀少的乡村街道,随时随地都可发动袭击;三是暴力工具的寻常化,在枪械受到严格管制的情况下,菜刀、水果刀、煤气罐、汽车等等只要是能够使人毙命的工具统统用上。5月22日清早的这起恶性事件,再次验证了新疆暴力事件的这些特点。

我国在暴力事件的处置方面,主要有事前和事后两种方式。事前对人群密集区增派警力、加大巡逻力度,加强收集情报信息的收集,排查各种潜在风险;事后则迅速处置、果断破案,全疆、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同声谴责。新疆的治安、维稳一直处在高压状态,这种氛围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对维族心理造成潜在负面影响,进一步强化助推了民族意识的继续酝酿发酵。

在新疆差不多陷入“集体暴力”的时代里,这些“就事说事”的微观处理方式已经略显苍白无力。故有学者不无担心地警示,如果不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新疆可能会变成第二个车臣。正如质量治理如果单纯地就质量而谈质量、只是企业内部治理质量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样,新疆民族问题的治理需要从更加宏观的视野来处置。在上个世纪末,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作《想象的共同体》提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这为民族研究开启了新的视角。此后,美国学者白荷婷《创造壮族――中国的族群政治》一书,认为建国初期的民族识别工作,包括对壮族历史、文化、宗教的介绍,增强了壮族人的民族意识,并对中国的民族政策进行了反思。国内对民族政策的大规模反思始自2012年2月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头版头条发表的《对当前民族领域问题的几点思考》一文,文中提出要淡化民族意识,取消民族识别,避免民族身份政治化,引发广泛关注。

在笔者看来,在同一个国家,无论是各种民族,其身份和地位都是平等的,都是中国公民,似乎没有必要在户口本、身份证以及各类升学考试、求职就业的表格中都要设计民族这一个项目,来反复强调其特殊的身份与群体归属。世界上民族政策最为成功的国家当属美国,无论是来自地球那个角落的民族,进入美国都要认同这个国家及其文化,而在美国内部任何民族都是平等竞争的,根本不会对弱小的民族采取优惠政策。当然美国存在种族问题,种族问题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实施,已经大为缓解。并且肯定性行动计划这种对种族的优惠政策,因为其发挥的效果越来越有限,其实施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渐弱化。我曾经到访过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的华人在当地算是少数民族群体,政府同样不会给予任何优惠政策,如果华人要发展汉语教育,政府一般不会投钱。这些国家的华人非但没有反对,并且想法设法要融入到当地社会,称之为“归化”。

当然,在中国,民族的概念是舶来品,其流行与近现代国内外复杂的政治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详见马戎《对当代中国民族政策的反思》)。在解放之初,为了维持国内的社会稳定以及帮助少数民都地区迅速发展经济和教育,当时推出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出台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并且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还上升为基本国策。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下,推出这些民族政策是必要的。国策的推出有很大的延续性,一般不会轻易改变。以宋代为例,唐末及五代藩镇和地方割据势力导致中央政府名存实亡,前车之鉴让宋初统治者采取了文官治军、相互牵制的军事管理制度,这一制度导致宋代屡战屡败,基本不打胜仗,层层退让,最终覆亡。然而,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国内国际形势有了极大的变化,少数民族区域内部结构也有了新的分化,原有的以强调少数民族群体身份认同为核心理念的民族政策是否仍旧适应当今国情,确实需要对该政策进行反思,否则新疆的治理将会成为无解的历史难题。

目前,国内充斥的是否改变民族政策的争论,大都是在讲道理,坚持者在捍卫建国初所定下的规矩,反对者则以当前紧急的形势为说理依据。其实,对或不对,不在于讲道理,更重要的是对民族政策的实施效果及其质量做出客观的评价,运用数据来说话。以少数民族人口为例,六十年来,少数民族的人口从两三千万增长到近1亿,所占全国人口比例从2%上升到将近10%,这实在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这1亿少数民族人口中,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的少数民族,有多少人是为了搭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便车而主动(甚至想方设法)成为少数民族?考高降分的方式,是有利于少数民族就业,还是有反向作用?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做出客观的评价。

边疆治理的高压态势虽然有利于短暂的安定,但不利于长期的安宁。乌鲁木齐早市的血案再一次证明,无论警力部署如何严密,也难以消除暴力分子防不胜防的突然袭击(案发现场周边当时有大量的巡警)。淡化民族身份的认同以及取消针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是大势所趋, 关键在于两个问题:一是要循序渐进地实现民族制度新的变迁,剧变会导致更大的动荡;二是建立边疆地区开发与当地居民利益共享的机制,让边疆少数民族群体更加和谐地融入到国家的经济建设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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