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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时磊:质量史研究的包容与超越


发布人:    审批人:    点击数:0    发布时间:2014-09-12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中国史学更是蔚为大观,甚至梁启超说中国古代除史学外无其他。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广博而通识、无所不包,天文、历法、算学、谱牒、文学、哲学、经学等无一不蕴含在史学之中。可以说,现代科学文化的众多知识和学科都包含在浩如烟海的史学著作之中。
    西学之引入华夏,是一向以老大自居中国的无奈之举。在经历过战争失败的教训之后,中学西学孰为体用的争论偃旗息鼓,19世纪末中国开始了大规模西化的阶段。也就在这时,中国分科教育和研究的模式开始建立起来。在传统体制内,1898年总理衙门会同礼部奏设经济常科,正式把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并于科举考试的正科之中,揭示了当时人们对学术分科的理解。新式教育体制则由张百熙、张之洞、荣庆等人在1903年奏拟《奏定学堂章程》,仿照日本模式主张办理分科大学,共分经、文、政法、医、格致、农、工、商八科,每科之下设学门。
    西方模式下的分科教育,要求学术界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根据新的范式重新整理分析,厘清条理、头绪、脉络和系统。与“保存国粹”的泥古不化的主张不同,思想进步和视野开阔的胡适等人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扩大史料的范围,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传统史料,在当时便提出要整理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和制度史等10个方面的专史。
    经过这样一番离析与改造,在史学内部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开展研究,建立了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学术史、农业史、手工业史、人口史等。这些是针对特定的学科在历史上的发展状况开展的研究,我们可以称之为专门史。专门史的发掘使得中国历史不再单纯是王公贵族的家谱,中国史学的含混状态得到廓清,变得脉络清晰。
    从事质量史的研究,既有的专门史的研究成果无疑是重要的参考,借助于前人的整理,可以启发研究思路,也可以方便地查找质量相关文献。但是质量研究又与学科的专门史有很大不同:学科的专门史范围是有一定限度的,经过百余年代代学人的辛勤耕耘,已经形成了特定的研究范式。
    而质量史的研究,首先面临的便是研究对象的界定。程虹院长有一个精妙的比喻“质量犹如美”,当时听到此言时,确有振聋发聩之感,试想当初研读朱光潜、李泽厚、叶朗、张法、刘纲纪等人的美学著作,掩卷长思,“美”仍旧不可求解,这或许就是美吧,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尺子。质量同美一般,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质量涵盖的范围很广,农业、手工业、建筑工程、环境、生活、社会运行、经济发展、人口、书籍校勘等等,无一不蕴含质量。如此众多的领域,该从着手?其次,要研究这些领域的质量状况,就需要一定程度的定量分析。古代统计数字与科学分析相对缺乏的情况下,进行定量分析是较为困难的,这种情况在宋及以前的朝代更为突出。最后,质量史的研究要围绕怎样的主题展开,也就是说,历史的变迁同质量的变迁有着怎样的内在逻辑关系。这三个问题,自我进入质量院以来,一直让我颇为困惑。
    上周,院内召开了一次湖北省宏观质量管理协同创新研究中心的筹备会,会上程院长对中心未来的发展方向做了凝练,其中提到无论是规制、大数据、标准等,都是围绕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这一主题展开的。这不但打通了我院各领域研究的任督二脉,而且给质量史的研究以很大启发。质量史的研究需要以分学科的专门史研究为基础和依托,质量史又是针对质量这一特定的问题和现象进行的研究,它有很强的包容性,它是专门史。但质量史又要超越专门史,不能局限于某一学科,不能拘泥于单一的现象或问题,必须进行超越,从更为宏大宏观的背景来分析,放在经济与历史变迁的角度来研究,这样才能道出真谛。
    美哉质量,不可方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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