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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虹:我国经济增长从“速度时代” 转向“质量时代”


发布人:    审批人:    点击数:0    发布时间:2014-10-15


习近平总书记201459日在河南考察时,提出我国经济要实现从“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的转变”;李克强总理2014915日在中国质量大会上,提出要“把经济社会发展推向质量时代”。在前后4个月的时间,都提出了同一个命题,表现出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新思考和新判断。我国从1995年就提出要将经济增长建立在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而明确提出我国经济要从“速度时代”转向“质量时代”却还是首次,因而有必要对“质量时代”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的理论研究。

 “质量时代”的提出,其背景就是针对我国经济增长在“速度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因而其内涵与“速度时代”有显著的差异:就是将我国经济从现有的以“数量”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阶段,转变到以“质量”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阶段。要以经济总量的稳定和可持续增长为基础,以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为手段,以要素投入的创新和配置为方法,以微观产品服务质量提高为动力,实现社会总体福利水平和宏观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最终发展目标。

一、我国经济进入“质量时代”具有现实和理论的必然性

为什么要将我国的经济增长转向“质量时代”?答案就是我国现有的以速度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增长,在现实中存在大量的问题并且难以为继,只有转向“质量时代”才能破解发展的难题。这是问题导向下经济增长必然的现实选择,也是我国经济增长转型升级的题中应有之义。从理论上分析,重要的不是要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要从投资驱动转向需求拉动,而是要回答需求拉动怎样才能实现?影响需求的因素有很多,但产品服务质量不高,显然是一个直观上就能观察到的基本因素,这也正是我国必须要进入“质量时代”的理论逻辑。总体来说,我国人均GDP水平还不高,促进发展依然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任务,而只有有质量的发展,才能实现我国经济增长的根本目标。

(一)“质量时代”是破解我国经济增长难题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之后的35年间,我国经济增长在经历速度时代的辉煌之后,正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自2010年以来,GDP增长率已连续3年下滑,投资效率不高且不可持续、人口红利正在减退、对外贸易增长疲软、经济结构失衡、财政和货币政策效益递减。产生以上这些宏观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问题,究其根本,还是缺乏微观质量的支撑,也就是说,我国一直没有夯实宏观经济增长质量赖以提高的微观产品服务质量基础。微观产品服务质量不高,必然导致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问题得不到根本的解决。我国的产能大量过剩,表面上是投资过度造成的,但实质上则是投资所形成的产能缺乏差异化的质量竞争能力。2013年我国钢铁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只有72%,全行业销售利润率几乎为零,在大量过剩的情况下,每年还需要从日本、德国等地进口数以千万吨的高端钢材,而且进出口钢材的价差达到每吨400-500美元。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只能是来自于我国钢材供应的微观企业主体,缺乏对高质量钢材的生产和开发能力。我国发行了超过120万亿的货币(M2),但流动性却依然紧张,其重要的原因也在于大量的货币都沉淀到了一些低质的产品生产领域,这些因为质量差而无法销售出去的产品,就成为了沉淀大量货币的“黑洞”。作为宏观经济基础的企业,目前的基本战略就是投资的扩大和数量的扩张,这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短缺时代还有合理性,而当我国经济已经总体进入到过剩时代的今天,这样的战略必然在宏观上导致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严重问题。要解决我国经济增长的难题,最大的问题导向就是应该破解作为微观主体的企业,要真正地以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作为企业发展最基础的战略,这样才能从微观上支撑宏观的经济增长质量。

(二)“质量时代”将促使我国经济从投资驱动转向需求拉动

我国多年来一直在强调,经济增长要从投资驱动转向需求拉动,但这一政策目标始终得不到很好地实施。从理论研究上,经济学界也提出了诸如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政府主导体制等原因,导致了需求拉动难以实现。但是,这些解释却无法回答在同样的这些约束条件下,为什么中国的阿里巴巴、美国的苹果这些在技术上并没有什么独创性的公司,却能创造那么大的需求?实际上,除了价格、收入这些因素外,更能影响需求的是供给的创新,而供给创新的本质,就是企业要能创造出更加优质的产品。即使是在产品大量过剩的条件下,人们之所以愿意不断地购买新的产品,只能是来自于这个产品在同类产品中,具有更独特和更优质的质量,这就是为什么女性即使已经拥有了大量同类型服装,却还愿意购买新的服装的原因,因为这件新的服装在色彩、款式或面料的质量上有独到之处。从稀缺性的角度来分析,一个产品要从技术创新上来实现稀缺性并不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而从质量性能上来实现则要容易得多,哪怕苹果只是从色彩上更符合消费者的需要,都会产生大量新的需求。所谓一流的企业创造需求,二流的企业满足需求,三流的企业破坏需求的含义,也是从质量与消费者需求的关系上作出的判断。怎样创造需求,除了技术上的革命性创新和发现新的需求外,更多的需求创造就是来自于在同类产品中进行新的质量创新,从而让消费者在需求上实现升级换代。质量创新是企业生产经营实践中反映原材料和中间产品、最终产品、生产方法、产业组织方式和市场等全流程和全周期的,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目标的创造性毁灭。这种创新可能并不需要在研发上的高额投入,也不需要太多先行的技术积累,却可以用较小的成本拉动消费需求。宏观上影响总需求的微观基础,就是我国的企业没有能力通过质量的创新来创造新的需求,只有真正转向企业的“质量时代”,才能创造我国的“消费时代”。

(三)“质量时代”能够更好地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

经济增长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大部分老百姓都能分享的包容性增长,而2013年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3%,相比财政收入10.1%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12.2%的增长都要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也一直在接近0.5的高位,这些都与包容性增长的要求相距较远。居民、企业和政府的收入在GDP中的占比长期不合理,也就是居民收入的占比明显偏低。这与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有着直接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讲,我国的经济发展就是速度导向的,这一导向赖以实现的基础必然是企业大规模地模仿和产品的同质化生产,只有这样的微观生产方式才能支撑宏观上的高速度。而这一发展战略的核心既然是模仿和同质,就必然只是简单地使用劳动者的体力,而不会发挥劳动者的熟练技能和知识能力,这样劳动者的工资在相对同质化供给条件下,就不可能得到大幅度的提高。“速度时代”依赖的是劳动力的数量供给,而“质量时代”依赖的则是劳动者的技能和知识,当劳动力从人力资源变为人力资本时,其在国民收入中的分享比例必然大幅度提高,从而在微观上支撑了宏观经济的包容性增长。经济增长的目标还要实现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增长,而2013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达到了37.6亿吨标准煤,煤炭依然占据一次能源消费的70%;环境污染日益加剧,全球1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我国占了7个,经济增长总体上仍未摆脱高消耗和高污染的模式。质量的本质是能更好地满足和创造消费者新的需求,这一需求的表现形态就是消费者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因而价格的差异是对同类产品进行质量评价的重要指标。在相同的投入条件下,质量水平越高,价格也必然会越高。我国之所以必须从“速度时代”转向“质量时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国只能以质量的提高,来对冲资源消耗日益紧缺和环境质量不断恶化的风险,如果质量水平不能提高,企业缺乏质量竞争力,仅仅是资源消耗的低产出和因此而导致的环境质量恶化,就会阻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二、我国经济进入“质量时代”的主要特征

 “质量时代”就是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有着显著区别于“速度时代”的一系列基本特征。在“质量时代”,质量自觉成为最显著特征,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发生根本改变,无论是宏观上还是微观上,社会不同的主体都将质量的发展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和最终的目标,从而大大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相应地,经济增长的目的不再是单一的GDP,而是以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作为最终评价,这是“质量时代”的又一突出特征,其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在于,厘清了GDP发展的目标就是要提高生活质量。更为重要的是,在“质量时代”速度和质量不再是对立的非此即彼关系,质量成为促进经济增长速度的新动力,宏观经济增长的质量将建立在坚实的微观产品服务质量基础上,这是“质量时代”区别于“速度时代”的重要特征。相应地,在“质量时代”,经济结构将因为微观质量提高的有效支撑而更为优化,使平衡增长成为经济增长质量的新特征。最后一个特征是,我国的市场经济制度越来越以较为充分的质量信息作为运行的基础,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功能得到有效发挥,从而为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提供制度条件。

(一)质量自觉成为社会普遍的行为范式

1.质量自觉的解释

质量自觉是“质量时代”重要的社会价值观,是社会经济活动中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消费者等主体对于质量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质量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质量发展责任的主动担当。简言之,质量自觉就是社会经济活动中各类主体对于质量意识、质量战略、质量管理、质量安全、质量发展与质量创新的觉醒和醒悟。质量自觉是质量发展意识在市场主体决策中的内化反映,其将质量提升与质量创新从适应外部监管、满足市场现有需求的约束性要求,转变为社会主体增强产品服务质量差异性、创造市场潜在需求的目标性追求,是遵守质量规制向创建质量文化蘖变过程中的重要因素。质量自觉代表了各类主体行为模式的转型,使质量发展目标在市场主体行为决策中的核心地位日趋稳固,使质量发展的社会示范效应和经济溢出效应不断增强,最终通过市场的充分竞争,使遵循质量自觉行为范式的社会主体,最终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流。

2.质量自觉的意义

在“质量时代”,确立质量自觉的价值观将使追求质量的强烈自我意识在各类主体得到普及,从而使质量要求的约束性作用和质量目标的指导性作用均显著增强。在国家层面,质量自觉使“质量时代”的发展理念得到树立,使国家战略理念和发展方向自觉地由数量和速度为主导转向以质量发展为目标、以经济增长质量持续性提高为核心,为进入“质量时代”奠定坚实的价值观和理论基础;在企业层面,质量自觉能使企业主动探索和形成新的质量经营、质量价值和质量竞争观念,为企业提供新的生产要素和发展动力;在社会层面,质量自觉将最终引致“消费者主权社会”的形成,使消费者普遍通过“用脚投票”等方式形成硬的质量约束,保障优质优价的市场机制得以正常运行。

3.质量自觉的具体表现

在“质量时代”,质量自觉具体表现为政府、企业、消费者等各类主体日益主动和自发的质量行动,最终成为社会普遍遵循的行为范式,最终凝炼成社会普遍认可的质量价值观和质量愿景。对于政府,质量自觉的行为范式使“质量强国”的发展战略和发展理念得以确立;经济发展的考核方式和评价体系自觉地由数量和速度导向转变为质量导向;质量治理体系的改革日趋主动,不断激发市场主体追求质量的内生动力;政府部门的质量管制措施不断自觉调整,从而更有利于全社会持续的质量进步。对于企业,质量自觉的行为范式使质量战略成为企业家高度重视的核心竞争战略;企业通过持续性质量创新来满足新的市场需求的经营行为日益普遍;企业的资金投入和资源配置不断向质量领域倾斜;质量人才的引进、质量管理方法和管理体系的自主学习日益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主流,质量管理、质量竞争和质量创新不断从简单的生产质量向服务质量、供应链质量延伸。对于消费者,质量自觉的行为范式使消费者质量选择的自主意识不断增强,日益重视对产品和服务质量差异的主动鉴别;自主性的质量学习日益普及,推动消费者质量素质和质量知识的不断提高;消费者的主权意识和联合意愿日益加强,促进各类质量消费者组织的自主发育,公益性的质量索赔和质量诉讼行为日趋主动。

(二)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成为经济增长的最终评价依据

1.GDP是手段而生活质量是目的

GDP是一定时期内经济所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和服务市场价值的总和。生活质量是指社会提高国民生活的充分程度和国民生活需求的满意程度。经济增长的根本目的是要提高生活质量,即为老百姓创造更高的福利水平,提供更好生活条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质量时代”,不再为了GDPGDP,而是将GDP的增长作为提高生活质量的基础,并且生活质量也成为决定GDP增长的评价标准。“质量时代”依然重视GDP,是因为它是实现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有了持续增长的GDP,才可能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也就是说,GDP的增长和老百姓生活质量的增长是互为促进的关系,有GDP的增长才有生活质量的提高,只有满足生活质量提高的GDP增长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2.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多地被老百姓所分享

  “质量时代要求经济增长成果要能够更好地被老百姓所分享,具体表现为:在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中,劳动者报酬比重要合理,并以不低于国民总收入增长的速度增长;政府的公共财政主要用于改善老百姓公共福利的社会性支出,如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保障社会发展的底线水平;社会总体的收入分配更加公平,更多普通的劳动者收入增长能够相对于其他阶层有更大幅度的提高。质量从经济角度分析有两个维度,一个是投入的维度,也就是质量的投入能够形成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另外一个就是产出的维度,也就是从结果上更加公平和均衡,具体就分配而言,就是使社会中每一个主体具有更多的机会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实现更高质量的生活。

3.老百姓的评价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最终标准

评价经济增长的指标体系既包含客观性指标如GDP、人均收入等,也包含了主观性指标如幸福感、感知评价等。这些指标体系从不同角度反映经济增长的绩效,对于质量时代的发展目标而言,基于老百姓的实际感知评价更具有优势也更能体现经济增长的质量方面。从质量定义的角度来分析,质量就是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实际上质量是由固有特性的客观评价与满足要求的主观评价共同构成。就经济增长而言,GDP的数量和增长速度是固有特性的客观体现,而这一客观存在的合理性与科学性衡量,则必须有赖于老百姓的真实感受和主观评价。在这两者之间,并不必然是统一的,也就是说GDP的客观指标的增长,并不会自动带来老百姓生活质量的提高,这还取决于分配的公平性、社会福利的均衡性和环境的友好性。要实现这两者的统一,其根本还是要将老百姓的真实感受和主观评价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最终标准。

(三)质量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1.质量创新既是经济增长的短期动力又是长期动力

 经济增长的短期动力包含投资、消费、对外贸易、财政货币政策等,长期动力包含人力资本积累、科技进步以及制度等方面。质量创新可以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短期动力,因为质量创新可以改善产品性能、提高其可用性或者改善经济性,从而可以迅速地刺激新消费热点的产生,进而派生新的投资需求,也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的产品库存量,提高整个经济的货币流动性;质量创新可以从根本上改善资源的投入产出效率,降低资源消耗程度,改善经济的长期供给能力,并且可使得经济产生对技能型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不断地拉动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加快人力资本的积累,这些都是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在质量时代,质量创新既可以在短期内刺激经济的增长,又可以在长期中成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的发展动力。

2.质量创新是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质量创新与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创新的形式一样,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创新或是管理创新,其最终的目标都是要使得产品的质量性能能够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获得更高的市场收益,质量创新是科技创新或管理创新在产品服务上的终端表现形态。科技创新本身也不是绝对的目的,而是要通过科技创新带来产品在性能、工艺和功能上的进步,进而表现为消费者对产品质量满意的提升。从一般的意义上可以说,没有科技创新就没有质量创新,但没有质量创新的实现,科技创新也就失去了最重要的价值。管理创新在提高效率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保障产品质量创新的实现,只有最终提高了产品质量竞争能力的管理创新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质量创新既可以牵引对其他创新的需求,又是其他创新的重要目标和成果载体,是整个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质量创新对我国建设成创新型国家,尤其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创新驱动具有重要的价值,是经济重要的新的发展动力。

3.质量创新将大大促进经济的内生增长

 “质量时代”的竞争,主要表现为不同生产主体在产品服务质量上的竞争,而不是依赖于劳动力、资本和资源的数量投入。竞争方式的变化会导致企业增长模式的改变,将更多地以质量为最终目标,提高技术能力、管理水平和劳动者技能,也就是说企业只能走内生增长的发展道路。这种微观主体在增长模式上的改变,将从根本上改善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的经济增长质量问题,使我国的经济走上内生型的发展道路。具体而言,企业为了冲抵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长期压力,只有依靠提高产品质量并进而获得更高的产品附加值,这对企业来说不是一个自愿的选择,而是一个由经济环境变化而带来的必然选择。无论企业现有的发展模式现状如何,都只能也必然选择提高产品质量,从而对冲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重大的机遇和契机,市场对产品服务质量的选择,开始形成倒逼机制,促使我国的企业必须以质量为核心实现转型升级,进而促进我国整个经济实现向内生增长的转变。

(四)平衡增长成为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标志

1.产品结构从价值链的低端走向价值链的高端

 价值链是指企业内部经营增值活动的总和,企业处于价值链的不同阶段,所创造的价值就有所差异,价值链从低端走向高端就是要让企业尽可能拥有产品生产过程中较高的增值活动。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基本表现,就是产品生产的数量大,而获得的价值比例低,总体上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要进入价值链的更高部分有多种方式,如引进新技术、改善服务、内部管理流程创新等,而对于我国企业来说最为重要的方式就是提高产品的质量水平。因为产品的价值实现最终要体现在满足消费者需求上,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价越高,其市场价格也就越高,只有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占据质量创造的核心环节且具有很强的不可替代性,才能够获得更高的价值比例。在质量时代,我国将主要通过产品质量的提升,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实现以质量促进产品的升级,从而在保持我国产品规模数量优势的同时,形成以质量为核心的价值优势。

2.产业结构从同质化走向异质化

同质化是指同一产业中不同品牌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在质量性能、功能、外观等方面的大量趋同,无法满足市场持续提高的质量需求,造成多数企业缺乏质量的核心竞争力,而只能通过扩大产品规模来获得利润,这是我国在“速度时代”的主要产业结构特征。而异质化是指同一产业中不同品牌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具有质量的差异性,使得任何一个品牌的产品都能够满足某一细分市场消费者的特定需求,从而具有相应的溢价能力和竞争优势。衡量产品质量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产品品种和种类的多样化,一般来说,一个企业在同一个产品领域能够生产更多不同的品种,那么这个企业的质量竞争能力就越强,因为它能满足更多消费者不同的质量需求。“质量时代”就是要通过差异化的质量创新,使产品质量充分满足市场的多元化和个性化需求,使产业内部产品类型不断拓展、产品功能不断丰富、产品附加值不断提高,使得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不断增强,产业的总体利润率不断提升,最终使得产业结构趋于优化。

3.区域结构从城乡二元的质量走向一体化的质量

 城乡二元质量是指由我国经济发展的二元性所决定的,相对发达的城市质量与相对落后的农村质量并存的一种发展状态。二元质量使得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民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产品、服务和工程质量,影响了农村地区的消费增长,进而抑制了我国总体消费需求的释放。“质量时代将促使质量的发展在城乡之间趋于一体化。随着人们质量意识的提高以及交通物流条件的改善,特别是电子商务等消费方式的兴起,农村居民将能够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产品和服务质量,同时随着质量服务不断地向农村区域延伸,农村所能够获得的质量公共服务也将逐步与城市一体化。城乡质量的一体化进程,将不断释放出我国国内消费需求的潜力,形成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新的动力源泉,实现城乡经济更为平衡的增长。

(五)较为充分的质量信息成为市场经济不断成熟的基础

1.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发挥取决于是否拥有充分的质量信息

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关键是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相对于价格信息的不对称,质量信息不对称是影响市场经济高效运行更难解决、更为关键的问题。质量信息不对称具体表现为市场供给和需求主体质量信息掌握程度的差异,生产者对质量信息的隐瞒,消费者缺乏准确质量信息的获取渠道,产生较高的质量信息搜寻成本;造成价格信号无法正确反映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差异,引发市场交易中劣质商品驱逐优质商品的“柠檬市场”问题的出现,造成交易主体间相互信任的丧失,最终导致市场消失。在“质量时代”,将不断地发育和完善更为充分的质量信息,从而使市场供给和需求双方掌握的质量信息趋于对称、价格信号能对质量差异进行准确反映、质量信息的获取渠道更加通畅、质量信息的搜寻成本不断下降。我国市场经济的真正完善,最根本的还是要取决于在制度设计上,能够使得买卖双方的质量信息不断趋于对称,这将成为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关键。

2.市场中质量安全的防范取决于质量风险信息的获取

“质量时代”的重要标志,就是质量安全风险的充分防范,并有效避免大规模质量安全事件的发生。为此,必须获取充分的事前质量风险信息。质量风险信息是对市场交易主体多次重复博弈的情况的记录,反映了交易主体质量安全多维度的历史状况。通过对质量风险信息的掌握,市场主体能够形成质量安全状况的理性预期,能够对质量安全不确定性事件的发生概率做出预估,从而能够针对各种质量安全状况及时进行针对性的预案安排。在“质量时代”,基于市场主体多方评价、质量大数据为核心的质量风险信息搜寻机制将逐渐建立,质量风险信息的获取机制将更加灵敏高效,日益充分的质量风险信息将推动质量安全风险预警机制更为有效。

3.充分的质量信息主要由市场中介主体提供

充分的质量信息和完善的质量信息市场是市场经济不断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质量信息是市场交易的必备要素,也是交易双方的内在需求,是经济成本必须支付的重要内容。质量信息的经济属性,决定了其必然由专业性的市场中介主体来提供。在市场机制条件下,市场中介机构的质量信息服务可获得相应的经济收益,因而具有供给充分、优质质量信息的强内在激励;在竞争机制条件下,市场中介机构的质量信息服务面临其他大量现有和潜在同业机构的竞争压力,优胜劣汰的市场选择使其具有供给充分、优质质量信息的紧外部约束。可以说,“质量时代”一定是专业性的质量信息中介机构大量产生的时代,这些机构既可以为买卖双方提供公正的质量信息,又可以为政府的监管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进而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

三、我国经济进入“质量时代”的政策建议

 要促进我国经济从“速度时代”进入“质量时代”,就必须在政策上作出一系列的调整,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通过改革,来激发微观企业主体真正的追求“质量第一”。可以说,没有改革,就没有“质量时代”的到来,或者说,正是因为现有的质量管理体制和质量治理方式,阻碍了我国经济从“速度时代”转向“质量时代”。改革首先要从转变政府职能开始,通过放松各种不必要的管制,来承认和确立企业的质量主体地位;其次,要改革质量重要的基础支撑的标准体制,确立市场和社会的标准主体地位,通过不同的标准竞争实现市场的优胜劣汰;再其次,要改革质量中介机构的设置方式,确立质量服务机构的市场主体地位;第四,要改革我国现有的政府考核方式,将质量的考核作为衡量政绩的重要依据;最后,要改革“中国制造”的产业发展模式,真正使“中国制造”成为具有国家品牌意义的微观质量基础。

(一)转变政府职能,激活企业追求质量的内生动力

1.政府过多的质量管制抑制了企业追求更高质量的行为

在“速度时代”,我国政府建立了涵盖产品质量事前审批、事中监管和事后监督的质量规制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我国的基本质量安全,为我国的质量发展做出了一定的积极贡献。然而,政府质量管制过多,抑制了企业追求质量的内生动力。过多和过于繁琐的质量管制,导致企业疲于应付,仅仅是为了通过或达到政府的质量管理要求,就已经消耗了企业大量的投入,尤其是对众多的中小型企业而言,就更没有精力去追求更高的质量。同时,我国很多的质量行政管制行为,都是为了应付质量安全事件的发生而随机出台的,致使企业缺乏稳定的质量预期和标准,并必然产生大量的质量投机行为。更有危害的是,政府过度的质量审批和管理,导致企业利用政府的审批和认可,来作为自身质量水平的信号,而不去追求更高的、更有个性化的质量能力。可以说,政府不必要的过多的质量管制,正是造成企业质量主体责任不能真正履行的制度障碍。

2.坚决取消不必要的质量事前审批行为

政府的质量事前审批行为必须严格控制在健康、安全、环保等涉及公共利益和基础通用领域,严格限定质量事前审批的目录,并实行最严格的目录审批管理。即使是对确有必要实行事前审批的质量事项,也应该变事前的审核为事中和事后的监管,主要由企业通过第三方的方式来自我声明是否达到了政府的审批标准。变“非准勿入”为“非禁即入”,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减少对企业的现场检验和监督检查,实行“吹哨人”制度,鼓励企业内部的质量违规违法行为的举报。严格限定行政强制性的产品认证,如确有必要的涉及安全等领域的认证,也应该纳入政府的行政审批管理。同时,强化企业对是否达到政府质量标准的强制性信息披露,对披露做假和不真实的纳入“黑名单”管理。通过这些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其目的是要让企业不能借助公权力来回避自身的质量责任,通过还权于企业,让企业成为质量的责任主体。同时,政府质量管制的改革,也为企业的更高质量追求创造了更大的空间,能够更好地体现企业的质量能力。

3.质量成为企业最重要的竞争要素

在“质量时代”,转变政府质量管理职能和改革政府质量管制方式,根本目的在于激发企业追求质量的内生动力,使质量成为企业发展最为重要的竞争要素。通过精简不必要的质量事前审批行为,使得政府质量信号和质量标识对于企业自主质量行为的过度行政干预基本消除,质量责任和质量发展的要求最终落实到企业自身。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自身质量信号的重要性日益突显。不断进行质量创新以满足消费者更高的质量需求,不断加强质量自律和质量控制以释放有效的质量信号,将成为企业保持与增强自身竞争能力的内生选择。最终,质量要素在企业竞争战略和经营管理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使质量目标内化为企业主体的自觉追求,形成质量创新的微观基础。

(二)改革现有标准体制,完善优质优价的市场机制

1.我国现有标准体制只能导致产品质量的同质化

我国目前的标准管理体制,实质上就是政府决定标准,而企业只能接受政府的标准,并将其作为自身产品质量唯一可识别的外部信号。所有的同类产品,都只能标注政府的标准,实际上根本无法向外传递不同企业的质量水平。而实际上政府制定的标准,反映的是该行业大部分企业都能达到的质量水平,而不是更先进的质量水平(否则就涉嫌以政府权力来保护企业的垄断)。在这样的标准体制下,必然导致企业质量行为的逆向选择,那就是企业只要达到政府规定的标准其产品就能够在市场上销售,而对于那些质量能力较强的企业来说,即使其能够生产出更高标准的产品,由于不能在产品上标注其使用的更高标准,也无法被购买者所识别,在价格上也不能显示出更大的优势,从而就会放弃对更高标准的使用。这一标准体制,会使企业理性地选择仅达到政府标准,以尽可能降低产品的成本,最终使得产品质量趋于同质化。更严重的是,质量水平仅达到政府标准的企业,反而由于其成本较低,更能采用低价竞争的方式,将质量能力较强但成本较高的企业排挤出市场,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制度性原因。

2.社会团体标准才是真正的“标准”

标准是指为了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经协商一致制定并由公认机构批准,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一种规范性文件,所以标准实质上就是有共同利益需求的成员,自愿选择的结果,这种自愿选择由于大家都愿意共同遵守,所以形成了自愿基础上的强制。基于这一理论分析,我国在限定政府强制标准的基础上,应该大力地鼓励企业联盟、社会组织和各类社团参与和发布自己的标准,这些标准可以称之为社会团体标准。社会团体标准是指由某一行业或某一产业内成员自愿形成的组织,为了本行业或产业的共同利益,经协商一致而共同制定并执行的标准,这一类标准由利益相关的企业自愿制定,又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因此,只有社会团体标准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标准,在“质量时代的标准供给,将从政府标准主导转向团体标准主导。

3.社会团体标准的标识化才能实现“优质优价”

企业在其产品上标注团体标准标识,可以向购买者直接传递出该产品的生产采用了比政府标准更高的标准这一质量信号,这代表了产品在安全、性能、功能等质量的某些方面比仅达到政府标准的产品要更高。有了这种可信的质量信号,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被消除,企业就能够依据其使用的标准对产品进行相应的定价,其选用的标准越高,所能进行的定价也就越高。消费者也能够较为准确地对质量与价格的组合做出相对准确的判断,产品所标注使用的标准越高,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也就越高。由于产品实际使用标准标注的显性化,不管是企业还是消费者都愿意竞争性地追求更高的标准。因为对于企业来说,在既定成本下,使用更高的标准就能够获得更高的市场价格,从而提高其市场收益;对于消费者来说,在一定价格水平下,产品使用的标准越好,就越能满足其需求。在这种标准标识制度下,市场从劣币驱逐良币就转变为“良币驱逐劣币,最终实现优质优价。

(三)整合检验检测认证机构,大力发展市场化的质量中介机构

1.大量国有的检验检测认证机构必须去行政化

当前我国所有的2.6万家质量检验检测认证机构中约80%是政府所属的事业单位性质,其行政化色彩阻碍了我国质量服务市场的发育,不利于有效质量信息的提供。我国国有检验检测认证机构的行政化主要表现为:对行政部门的依附性,我国的国有检测机构分属于27个部门,其业务收入主要是来自于政府部门的强制性检验、检测认证等业务,而真正面向市场的业务比例非常低;没有提供有效质量信息的激励和约束,国有检验检测认证机构没有市场的外在约束,因此并不会因为服务能力差而退出市场,也不会因为服务能力好而获得更高的市场回报;市场的分割严重,由于国有检测机构分属不同的地区和部门,每个机构为了生存都会采取各种行政干预的方式来阻碍其他质量技术机构进入到本地区或本行业,以保证自己的垄断地位。占我国大多数的国有检验检测认证机构的行政化,是我国质量中介市场发展的重要障碍。

2.质量中介机构是不可缺少的市场主体

质量中介机构的本质是为买卖双方提供质量信用的第三方机构,其产生与发展都是基于市场交易的需求,具有鲜明的市场属性。必须通过改革的方式将现有的质量检验检测认证机构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同时培育一大批各类市场化质量中介机构。将我国所有政府所属的质量检验检测认证机构与相关的政府部门完全脱钩,成为面向市场的经营性主体,用管办分离的方式打破质量技术服务市场的地方和行业壁垒,允许不同类型的市场主体进入到质量技术服务市场,开展充分的竞争。质量中介的信用与其规模成正比,应在国家层面通过整合的方式组建若干规模较大的质量服务集团,同时在各个省区组建区域性的质量服务集团。政府对于所有质量检验检测认证机构进行统一监管,政府的质量技术服务需求一律向市场主体公开招标,以竞争方式获得。

3.大力发展提供“比较试验”等质量信用服务的市场主体

比较试验组织是面向消费者提供质量信息的一种市场化的质量信用提供主体,其能够有效地提高消费者的质量信息获取能力,因为它一方面在对产品属性的检测标准中使用了比政府标准更加严格的标准,另一方面还加入了消费者的实际感知评价。通过商品比较试验的信息,消费者不仅能够在同等价格水平下对比质量,而且可以在同等质量水平下对比价格。在这一机制下,仅满足较低标准而质量水平较低的企业就会被淘汰出市场,企业只有不断地满足更高的标准才能获得消费者的认可和购买,从而促进标准的不断进步。应借鉴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商品比较试验方面较为成熟的模式,建立我国的商品比较试验组织。广泛鼓励社会组织、非盈利机构、公司等主体进入到比较试验领域,在质量信息的发布上进行充分竞争,促进商品比较试验机构的良性发展。

(四)改变经济考核方式,建立以老百姓生活质量为依据的评价体系

1.现有经济考核方式导致对于增长质量的逆向选择

当前以GDP数量为主的经济考核方式,使得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采用投资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发展,因为投资是政府较为容易控制,且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这使得经济增长以投资为主导的模式长期得不到改变;在公共财政支出方面政府并不愿意更多地投入到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短期内对于GDP增长作用不明显的领域,而主要用于产业发展等经济性领域,甚至通过大规模负债的方式来不断获得投资的资金,这使得居民对于经济增长的实际感知程度不高;在产业选择上,政府往往为了短期利益而不惜发展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或者通过种种政策优惠引进一些规模大但附加值不高的转移型产业,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和持续性增长。这些做法都与经济增长的质量目标相背离。

2.引入以质量为核心的评价体系

“质量时代经济增长评价的核心是质量,即老百姓对于经济增长的实际感知。基于老百姓感知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能够从根本上改变“速度时代政府对于经济增长质量逆向选择的行为。只有收入和实际的消费状况是才是老百姓感受最为直接的经济增长方面,因而政府需要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改善居民的实际收入和提高其消费水平,使得经济增长将越来越依靠于消费的增长;老百姓同时更加关注经济发展对于社会福利的改善状况,包括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这是决定其对于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极其重要的方面,因而促使政府更多地用于这些公共事务的发展;此外,老百姓更希望经济的增长不以损害其生活的环境为代价,以及产业的发展能够提供更高的收入和更为稳定的就业,因而可以避免高消耗、高污染和转移性强的产业。因此“质量时代应建立起全面反映老百姓生活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其内容主要包含:物质福利(包括收入、消费、生活成本、投资创业等)、社会福利(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以及个人生活(闲暇时间、精神生活、预期寿命)等多个方面。

3.放开社会第三方组织的质量评价

 “质量时代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应采用第三方的社会机构来评价。第三方评价机构是指利益独立于所有的利益相关方评价机构或组织,主要包括非政府组织、科研机构、专业评价公司等。对于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服务,政府应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向社会第三方机构采购。这些第三方的评价机构独立对各个地区的老百姓开展调查,并发布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数,使得政府的经济发展行为真正地处于社会的监督之下。通过经济增长质量评价结果的发布,让老百姓可直接地对各个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状况进行对比和排名,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对政府管理者产生压力;投资者也可以以此作为参考标准来评价一个地区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进而作出相应的投资决策。经济增长质量好的地区将更能够吸引人才和资本的进入,从而让各个地区真正建立起以质量为导向的内在发展激励。

(五)跳出产品低价竞争的陷阱,打造具有国家品牌意义的“中国制造”

1.现有的产品质量竞争模式无以为继

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市场上,我国产品都由于整体质量水平不高而在激烈的竞争中总体处于劣势。为了争夺微薄的利润,企业通常单一地选择以低价竞争为主要手段的市场竞争模式。在工程承包、电信基础设施和交通设备等领域,中国产品在向国外市场销售时,往往在国内厂商之间掀起价格战,拉低了我国整个出口行业的利润空间。一些工业产品的生产企业在国外市场上的低价竞争也常引起进口国的反倾销诉讼,进而丧失了大量的贸易份额。企业从这种质量竞争模式中获利极为有限,而且常常被剥夺市场进入的机会,这些都导致我国企业既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进行包括质量创新在内的各种创新活动。微观产品服务质量低水平徘徊,我国整体的产品服务质量水平也难以提高。我国企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产品质量竞争模式,不仅侵蚀了他们自身长期发展的根基,以单个企业短期利益的实现损害整个行业的发展前景,更因为其不利于我国产品服务质量水平的整体上升而无法支撑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2.具有国家品牌意义的“中国制造”内涵

“中国制造”是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符合一定质量要求和相关标准的,千千万万个微观产品加总而形成的集合。“中国制造”所代表的这一产品集合,有别于“在中国制造”或者“中国加工”的产品。“中国制造与“德国制造”和“瑞士制造”一样,代表了一个国家总体制造水平,具有国家品牌意义。“中国制造”是中国产品高端质量的代名词,微观上由每一件优质产品来支撑,宏观上则是通过微观产品质量累加出来的国家品质的象征。“中国制造”以其代表中国产品高品质的国家品牌形象,有助于帮助我国产品和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开拓国际市场。

3.打造“中国制造”的方法

打造“中国制造”的国家品牌,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统一规范“中国制造”的标准和标识的使用原则,借鉴“瑞士制造”和“德国制造”标识对于产品在本国生产的成本或原料使用比例要求,“中国制造”标识产品的原产地比例应该达到或者超过50-60%,以区别于仅能显示在中国境内经过加工环节,大部分价值增值过程在境外的现有中国制造标识。其次,运用开放式的认证认可标准管理机制,以市场需求推进“中国制造”的标准创新,,发挥“中国制造”的相关标准在促进我国企业产品质量创新上的作用,进而推动相关产业和我国整体产品质量水平的提高。第三,政府为申请或者正在使用“中国制造”标识的企业提供国际标准、劳动力培训等质量公共服务,帮助这些企业维持和提升产品质量水平,以满足“中国制造”的品质要求。第四,借助政府力量,在国际上不同场合,采用多种形式宣传“中国制造”的正面形象。具有国家品牌意义的“中国制造”,是“质量时代”产品服务质量的集中体现,也是微观的产品服务质量提升宏观的经济增长质量的最为重要的质量载体。

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提出将经济增长从“速度时代”推向“质量时代”,是我国经济发展一次重要的战略性选择,提出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实现有质量的增长。这一目标的实现,取决于微观的产品服务质量的提高,使质量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要实现从“速度时代”向“质量时代”的转变,关键是要冲破现有的体制机制障碍,以改革为主要的手段,使企业成为质量创新和质量责任的真正主体,在微观上构建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坚实基础,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实现微观产品质量基础上的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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