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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英:质检改革与法治(一):法与改革如何互动?


发布人:    审批人:    点击数:0    发布时间:2014-11-19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实施将近一年之际,党的四中全会适时提出“依法治国”的决定,系统阐释了如何进一步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构筑法治保障。虽然“依法治国”战略早在17年前的十五大就被正式提出,但作为党的全会主题却还是首次。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四中全会是我国法治建设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因为四中全会的召开,最近身边很多人关注法治话题。特别是一些非法学专业背景的朋友和同事,纷纷与我探讨起法治方面的问题。我上周四在全院的政治学习上专门与全院同事分享了对四中全会决定的学习体会。现场讨论时,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改革与法到底是什么关系,二者能协调统一吗?

我很早就遭遇过这样的疑问,记得在与江苏检验检疫班讨论课题时,他们给我传递的第一个课题指导思想就是,所有课题研究都不能突破现有法律框架。这让人多少有点痛苦,江苏班学员还是希望借在武大脱产学习一年的机会,对现有进出口商品监管体制进行系统反思,做出卓有创见的改革创新设计。特别是现行《进出口商品检验法》本身又存在很多问题,甚至前后自相矛盾的规定,如何在坚守法治红线的同时推进改革呢?改革对传统的破解与创新,似乎与法治尤其是静态法律文本的滞后性之间存在某种鸿沟。 

如何解决改革创新性与法制滞后性、规范性之间的矛盾呢?四中全会决定中对此有一段专门的论述,即“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要及时上升为法律。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和废止。”这给现实中解决改革与法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指导,明确了对违法改革的“零容忍”,不允许任何脱离法治轨道的改革决策。同时,也要求合理解决立法与改革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求立法要及时得回应改革的成功经验,尽可能迅速地通过调整立法规范,为改革提供依据;另一方面要合法合规地进行授权立法,鼓励地方的改革试验。 

通过上述解读可以发现,尽可能地减少立法修法与改革现实之间的时滞,让法律高效、灵活地回应改革的现实需要,是解决这种内在紧张关系的主要策略。虽然这能够弥补法治的局限性,避免政策驱动型改革对法治秩序的破坏,但繁琐、复杂的立法修法程序多少还是会对改革的积极性有所限制。特别是我国现在处于全面推进改革的发展阶段,很多改革决策具有很强的时限性,某些领域的立法可能很快就落后于改革形势的发展。如果机械地要求改革必须遵守法律规范文本,必然滑入法治教条主义的泥潭。要有效促进法治与改革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必须进一步寻找解决二者内在紧张关系的技术方法。

在坚持法律优先原则的基础上,解决改革缺少法律依据或存在法律障碍时,可以考虑在法律体系内运用法律解释、漏洞补充等技术,既维护法律体系的实质正当性,又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通过运用法律解释的技巧,选择立法者原意、目的解释等解释方法,采用最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够取得最优社会效果的解释,对法律文本进行目的性扩大或者限缩,为改革决策提供法律依据和支持。(参见李洪雷:《深化改革与依法行政关系之再认识》,载《法商研究》2014年第2期。) 

 此外,在处理改革与法治的关系时,要善用和巧用社会组织、行业组织的自律作用。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法律体系尚不完善的背景下,政府推进改革缺少法律依据时,可以将改革的接力棒交给社会组织、行业组织,通过民间力量推进改革。民间力量在改革创新中大量采用的是行业自律规范和伦理标准,往往不受法律的强制性规范,不需要遵循严格的法律程序。例如,在一些质量服务业的改革中,就可以通过发挥行业组织自律的作用,灵活、及时地回应经济发展的变化,顺应改革的潮流。

总之,改革与法治并不存在矛盾,通过法治技术可以很好地实现二者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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