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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昕洲:责任不一样 处境两不同


发布人:    审批人:    点击数:0    发布时间:2015-03-31


互联网应用的不断推陈出新,让质量问题也在与时俱进,让315晚会中出现了网络安全的曝光,这虽然与我们通常所关注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有所不同,但是我认为315对这一领域的关注,无非是基于这也是一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只不过是存在于互联网上,危害的是公民的经济利益。与质量治理相类似的公共安全的治理,我们依靠的是警察来维护社会的秩序,警察对于公共安全的维护所采用的行为方式一是威慑,二是犯罪之后的追捕、打击、惩处,也就是惩罚是针对的个案在出现可预见的危害和危害发生后来逐个处理,威慑是针对所有潜在的和不可预知威胁的预防。对于犯罪的惩罚实质上是公共部门对危害者所造成的伤害,在所有有关主体之间进行调解。除了严重的犯罪行为以外,每天要发生多少小偷小摸的行为都是采取不告不理的方式来应对,同样是面对公共安全问题,但是这种被动    应对的方式却没有带来公民的反感,也没有因为偶发的恶性伤害事件而影响公民对公共安全的评价。

同样的道理我们再来思考质量治理,我们发现公民潜在的对质量的思维惯性,与警察所治理的安全问题存在很大的不同,虽然公民同样都对政府部门报以极大的期望,希望政府权威能够带来安全的社会,但是结果却是一旦发生人身伤害事件,警察的抓捕和惩罚带来的是社会的极大赞誉,而质量管理部门的事后处理却带来的是社会更加严厉的对政府部门的鄙夷,公众对相同性质但是管理对象不同的两个政府部门,所采取的这种差别对待,告诉我们没有获得赞誉的这一方可能在方法上就出现了问题。

我们应当看到,315晚会上出现的问题,除了保健品、无线wifi、身份证办卡是事关安全和诈骗外,其它的各类事件本质上分析都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质量纠纷问题。这里我们不讨论被害人走法律程序所需要花费的成本,但就事件本身来看,这些纠纷均是买卖双方的对抗,是民事主体之间的纠纷,被害人走法律程序来获得赔偿应该是一个看起来更为合理的途径,而不是找一个半官方机构去投诉,投诉的意义不过是想通过一个简单易行的方式,把本该自己负责去追讨的赔偿交给公共部门,自己意图依靠搭公共部门的便车使其介入民事纷争去坐享赔偿,而不愿意花费成本。因此,也没有理由去集合起来去声讨政府,政府既不生产也不售卖,政府退出对生产者所生产产品质量的各种方式的介入,质量的管理应该就能和警察对社会治安的管理一样,让质量管理部门对违法者的追责行为带来社会的积极赞誉。权力越大,责任也越大,权利的界限划分清楚,才能管理的更为超脱,社会各方总是在质量出现的问题的时候怪罪于政府,怪罪于政府对质量监管不力,然而政府怎么可能监管的有力,因为本质上质量是交易双方的自由选择问题,当购买者变为受害者时应该对自己的错误选择负责,这与购买的产品价格高低、产品的重要与否、交易双方的身份是否平等没有关系。就如315晚会上所爆出的各种车辆问题,大家都寄希望于政府来要求厂商去召回,我却认为政府并不应该是采取召回行动施压方,而只是颁布召回文件的程序执行者,政府不是实验室,既没有能力也没有义务去为受害的消费者来研究车辆是否应该被召回,而应该由专业的第三方经过试验来发布报告,并由政府采纳最后发布召回通知。不管消费者是选择高价的路虎,还是选择低价的大众,自己都要为自己的选择埋单,政府对质量的管理除了安全、健康等底线以外,应该施行的是不告不管,而不是不告什么都管。另一方面,与之相对应的,消费者自我选择和自我负责的实现,还要依靠政府对自身权力缩减,否则权利越大,责任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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