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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虹:没有痛苦指数哪有幸福指数


发布人:    审批人:    点击数:0    发布时间:2015-05-13


我们已经习惯于这样说:中国经济截止2012年,已经保持30年平均9.8%的增长;2000年后,政府的财政收入更是持续保持了近20年两位数以上的增长;加入WTO之后,中国的外贸出口连续多年也都是以几十个百分点的速度在增长…… 

没有必要再例举下去了,类似这样的指标还可以列出一大串。总而言之一句话,中国人在过去的三十多年,尤其是1992年之后,相较于过去的中国,包括其他国家而言,恐怕应该是世界各个国家中幸福指数增加速度最快的了(虽然也有贫富差距等非幸福因素)。

以至于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幸福指数能一直这般快速增长下去,即使遇到类似2008年那样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我们也可以幸福地说,中国是世界上率先走出危机而快速复苏的国家。这样的表达,自豪感和幸福之情真是溢于言表啊!

但是,且慢,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一样,世界上没有永恒的幸福。如果自负到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可以永远的幸福下去,那实在是一种幼稚的幻想。经济和人一样,甚至万事万物都是一样,都具有两面性,幸福的背后一定有痛苦,或者说,痛苦是幸福的前奏。

经济发展没有永恒的增长,翻开世界近代经济史,可以发现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永远保持高速增长。二战以后,日本、韩国等国家,包括我国的台湾与香港地区,他们都是在持续了近30年高速增长之后,回落到中速增长,其中有些年份甚至进入低速增长,日本还陷入了经济停滞的20年。这就是经济增长规律,所有国家和地区都一概不能例外,中国当然也不可能。

最要命的莫过于,明明知道这是规律,却不去顺应,而非要与规律抗争,人为地去逆势而为。其实,在这个阶段,市场该出清的就得出清,企业该退出的就得退出,政府该过紧日子的就得过紧日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痛苦之后迎来真正的幸福。

实际上,我们用不着对市场太过于操心,过度的操心,带来的只能是更大的痛苦。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在农村基层工作了两年,那可谓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当时,国家对农村并没有怎么操心,唯一做的就是让农民自己去操心,结果农民不仅自己为国家解决了粮食问题,而且还创造了中国真正的奇迹之一――乡镇企业的大发展。那时候的乡镇企业产生了巨大的改革外部正效应,直接刺激了城市的国企改革,今天有很多知名企业,如汽车零配件企业――万象集团就是当时的乡镇企业发展而来。当时的农村金融也非常活跃,不仅农村信用社真正做到了民办,还鼓励农民自己成立金融合作平台,为农村企业的发展注入了大量的投资。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中国农村的贫困率快速下降,农民依靠自己的努力解决了贫困问题。

那段时间,我曾远赴黑龙江佳木斯市下属的靠近乌苏里江边的一个小镇,看望乡政府所属的一家建筑公司的项目人员,该建筑公司是属于农民自己创办,但挂靠于政府,每年须向政府上缴管理费。当时的场景至今还时刻刺激着我,因为它告诉我一个真理,也是一个常识,那就是,只要政府放开手,即使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农民,也会还你一个奇迹。如果是乡政府创办企业的职工,一群在长江边生活的南方人,怎么会远赴遥远的乌苏里江边,在零下几十度的气候去做建筑工程呢?而这恰恰就是民间的活力!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险境,在我看来,这就是因为农村的政策出现了逆转。首先,农民的土地被全面管制,至今都不能按市场价值进行自由交易;其次,农村金融全面国有化,农业和农村根本不可能从国家的金融机构获得投资类的贷款;再次,农民的身份被全面地固化,农民被锁定在只能成为简单的低附加值劳动力。这就是中国农村问题的症结所在,包括贫困问题,也都是由于市场被抑制所导致。

因而,如何应对经济下行,那就是我们要敢于面对已经到来的经济痛苦期,不要去人为地扭曲市场,要让市场的竞争带我们走进质量发展的幸福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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