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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英:简化(二):成本收益分析法


发布人:    审批人:    点击数:0    发布时间:2015-06-10


如果我们要简化政府,应该选择何种路径来实现?对这个问题,我给出的答案是成本收益分析法。最近因为研究和授课的需要,我对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进行了一些粗浅的研究。基于已有的阅读,对于成本收益分析法在简化政府方面的作用,以及未来在质量中的运用,我充满了期待。在江苏检验检疫班的课堂上,我在教学计划之外,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了专题讲授。课后我与很多学员交流,他们纷纷反映这堂课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去思考未来的工作。我非常确信,在未来政府质量治理中,成本收益分析法将会有非常大的适用空间。在我们不断加大简政放权力度,试图放松政府规制的过程中,成本收益分析法将帮助我们提高行政的正确性与科学性,为宏观质量管理提供一把精确的钥匙。

成本收益分析法兴起于美国,是经济学方法不断开疆辟土,渗透至政策分析和法学领域最为典型的例证。它是指在政府的行政决策或者立法中,采用货币基准对规制影响进行量化分析,比较某项规制决策或者立法所需投入的成本和可能产生的收益,并以此为依据决定是否实施该项规制决策或者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成本效益分析最早出现在190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河流与港口法》,该法明确规定工程师委员会应当考虑与工程相关的商业利益与维护成本。此后在1936年的《防洪法》中,美国国会进一步对成本效益分析做出了更为细化的要求,明确规定行政机关要在防洪工程中权衡“可能获得的收益应当超过估算的成本”。此后,在20世纪60年代,成本效益分析法曾经有过短暂的流行。但70年代曾经受到广泛质疑,发展出现停滞。自80年代开始,随着里根总统和克林顿总统先后签署专门的行政命令,对成本效益分析法进行专门的推广,让该分析方法在美国政府的规制实践中得到广泛运用。进入新世纪以后,奥巴马总统为解决2008年金融危机所暴露的政府规制的各种弊端,先后签署两个行政命令对成本收益分析法进行规定,进一步促进其发展。成本效益分析法在上世纪80年代的发展,与70年代的进步主义运动以及罗斯福总统时期福利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基本是为了修正福利国家发展所带来的政府权力膨胀,行政效率日益低下的问题。[1]

纵观成本收益分析法在美国的发展,质疑与批评之声从未停息。这主要源自于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的差异。从本质上而言,政府规制以及与此相关的行政决策和立法行为,对社会公众提供的是一种公共    服务或公共产品。这种公共服务或公共产品不同于企业生产的产品或服务,完全地进行市值估算有时存在一定的困难,特别是对于某些涉及公民权利、个人尊严、代际公平、国家安全等方面的利益,往往很难进行计算。但在质疑声中,美国政府从未将它从规制工具箱里剔除,而是一直在改良与优化成本效益分析法中的技术问题,特别是对非市场化的估算方法的运用。我们对于这种方法的理解,也不能仅仅停留在简单的加减法上。如何形成科学的计算方法,让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在我国质量治理中开花结果,将是未来质量治理研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我国当下的质量治理发展阶段,与美国大力发展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的时期有着惊人的相似,我们都处在放松政府规制的阶段。克强总理正以自我革命精神不断地进行简政放权,今天国务院已经批准了《2015年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转变政府职能工作方案》,进一步细化今年的简政放权。在完成政府权力的减法之后,为了防止改革的反弹,在创设新的政府质量规制的过程中,可以引入和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要弥补政府在质量规制中的疏漏,也可以通过引入此种方法提高设置规制的科学性与必要性。结合目前正在进行的湖北省电梯立法研究,对于这部惠及民生的地方立法,我觉得也特别需要进行相关的成本收益分析,提高立法的科学性与可行性,这是我们在相关理论研究中可以进一步加强的。

在未来简化政府的改革中,成本收益分析法会是理论研究的蓝海。


[1]参见刘权:《作为规制工具的成本收益分析――以美国的理论与实践为例》,载《行政法学研究》2015年第1期,第135-144页;郑雅方:《成本收益分析方法适用的司法审查》,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底1期,第153-159页;蒋红珍:《政府规制政策评价中的成本收益分析》,载《浙江学刊》2011年底6期,第136-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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