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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英:简化(三):在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之间


发布人:    审批人:    点击数:0    发布时间:2015-06-10


在简化政府的过程中,除了要擅于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有效实现简化之外,还需特别注意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政府的权力简化。在全面推进实施依法治国战略的背景下,这一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在推进政府的简化改革过程中,应当加强与深化对质量治理规律的研究,找准以法治推动质量治理创新的切入点、结合点和着力点,以形式法治为基础,以实质法治为主导,努力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更多环节上充分发挥法治在质量治理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

法治理论源远流长,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曾清楚地阐述过法治的含义。他认为法治包括两重涵义, 一是已经生效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 二是大家服从的法律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亚里士多德关于法治乃守法之治与良法之治相统一体的经典论述,流传至今,也是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之分的理论源头。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相辅相成, 各有侧重, 形式法治重法律规范体系本身的科学性与和谐性以及制定的法律是否得以实施而轻法律本身是否善良、法律实施的后果是否良好, 实质法治则瞩目法律本身的正义含量以及法律实施的合目的性。就我国而言,通常所说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对形式法治的生动概括。形式法治是法治之基, 实现实质法治跨越不了形式法治。我国质量治理法治化的程度较低, 不能只看到形式法治的弊端而忽视其重要价值, 而应以形式法治为基础, 抓紧建立健全并充分实施质量治理法律体系。为此,既要加快质量治理立法, 又要加强质量治理立法的实施;既要大力推进质量治理创新,又要切实尊重法律权威, 努力防止质量治理创新脱离法治轨道与损害法律尊严。在质量治理创新的过程中,毫无疑问会出现一些创新举措与现有法律制度冲突的现象。而且可以肯定,部分冲突的根源在于一些法律制度因为社会情势变化而显得不合时宜, 失去了价值指引与行为规范的功能。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要肯定创新质量治理有更充分的“政治正确性”, 另一方面又要坚持维护法律权威,坚持在法治框架内创新,尽可能避免所谓的“良性违法”。违法的质量治理创新也许能迅速获得正面效应,但这种创新的正当性不足, 其效应难保持续长久,而且,它也是有负面效应或者说副产品的,既损害了法律权威,同时也由于其反规则倾向而动摇了质量治理的基础。因此,要坚决摒弃以违法为代价的质量治理创新, 从而划定质量治理创新的法治界限。同时, 要健全法律解释机制、法律清理机制、法律修改机制、法律废止机制, 畅通质量治理创新的法律渠道, 让具有正确价值取向的质量治理创新在法治轨道上开展, 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要解决质量治理领域的实质法治问题,标准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标准作为一种秩序供给的治理方式,较之于正式的法律与非正式的市场规则而言,具有灵活性和更为普遍的适用性特点。能够较好地提高质量治理领域的实质法治水平。但目前我国的标准存在数量多,且繁芜复杂的现状,完善的任务也相当繁重。要进一步推进我国质量治理领域的法治建设包括质量治理法治化,既要以形式法治为基础,加大质量法律实施的力度,又要以实质法治为主导,着力提高制定与实施质量治理立法的水平和标准化水平。

质量治理千丝万缕,我国转型期的质量治理更是异常复杂。特别是社会大众的法治观念、权利意识、平等意识大大增强, 对质量治理立法以及质量治理执法与司法的要求更高, 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突出实质法治的主导地位。首先,既要加快质量治理立法进度,又要提高标准体系的科学性与适用性,保障立法和标准的质量。要从实际出发,开门立法和制定标准,避免闭门造车、脱离实际。其次,要真正坚持以人为本, 把社会大众的合法权益作为质量治理法治化的出发点与落脚点。第三,要完善立法过滤机制与审查机制、执法与司法的监督机制与纠错机制, 以及立法、执法、司法的综合评价机制。要统筹考虑质量治理法治化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在法律范围内寻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寻求社会效果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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